邹市明:我会以失败结束我的拳击生涯 那又如何?
这是一场战争
这是2月底的一个周末,晚上10点,澳门金沙综艺馆现场先是播放了一段历届职业拳王KO(注:Knock Out的缩写,指以压倒性的优势将对手击倒或击昏而非依靠点数取胜)集锦。片尾,拳王阿里注视着轰然倒地的对手。紧跟着一段嘻哈音乐响起,邹市明先生披着金色外套,欢快地踩着鼓点,从入场通道走来。他向观众挥舞着拳头,跨过护栏,现场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,举着回合牌的比基尼金发美女将拳台让出,五颜六色的镭射灯聚焦成一束强光从天而降,邹市明满身肌肉清晰可见,犹如一副盔甲。
邹拿过两届奥运会金牌,是业余拳赛公认的世界拳王。两年前伦敦奥运会结束后,他宣布进入职业拳击,希望实现儿时的梦想:赢得职业拳王金腰带。这是邹市明转战职业拳坛后的第四场职业比赛,据主办方统计,现场8000张门票全部售罄。
他的对手是一名泰国拳手。前六回合,邹以一系列漂亮的组合拳占据优势,第七回合,他打出一记凶狠的勾拳,对手倒地后摇晃着站起来。他的直拳再次刺穿对手防线,对手倒在地上,满脸是血,他的教练扔出了白毛巾,他们决定放弃比赛。这是邹市明人生中第一次以KO的形式取得胜利,他披上五星红旗,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,绕着拳台兴奋地奔跑。
“就要见血,必须要有一个人倒,大家才满意。”第四场职业赛前,坐在澳门威尼斯酒店的套房里,邹市明和《人物》记者聊起这一年转战职业的感受,“你拼不拼?大家看完了,像看一场音乐剧一样的,一点激昂都没有,人家不喜欢看。”他正准备吃午饭,食谱很简单,一碗米饭配青菜鸡肉,按照教练的要求,他要多补充白肉和碳水化合物。
33岁的邹市明面容白净,看上去瘦小斯文,在邹市明的一些朋友眼中,他笑起来像台湾歌星庾澄庆。妻子冉莹颖第一次见到他时很吃惊,“拳击运动员不是很高大威猛吗?”与邹
但在红毯欢迎式上,这个平日里看上去待人温和有礼的拳手,完全换了一副模样。他身穿一件黑色双排扣西服亮相,领口闪亮,在激昂的音乐中犹如巨星驾到,射向闪光灯的眼神凶狠挑衅。他告诉《人物》记者,“(打职业拳赛)就是要摆一张臭脸,不光给媒体看的,更多给对手看的。这是一场战争,就是打架,没有比赛了,你就想想对手马上把手伸过来,准备把你的奖金拿走,那你就把他给干倒吧!”
出去挨了一顿揍
在邹市明之前,中国从来没有拳击选手可以赢得世界冠军。“岂止没前途,如果这个项目再不出成绩的话,就会被删掉了,就没有了。”邹市明记得以前很难申请出国比赛的机会,“体育总局的一个领导说:‘花了一顿的钱,出去挨了一顿揍。’”
邹自幼喜欢拳击,动力来自于打败对手找到自信。他回忆小时候一无是处,成绩不好,唯有拳击让他体会到成功的快感。“(我)看见电线杆,想象有个人在那里,做出两个躲闪,然后打两拳,别人一看我是神经病嘛!”回忆当年的痴迷,邹市明哈哈大笑起来。拳击也引发了他的征服欲和好胜心:“看着再强的对手,哪怕被他击倒了,也要站起来走向他。”
1996年,15岁的邹市明进入贵州省队,3年后走进国家队,他更加刻苦地训练,很快取得全国冠军。张传良是中国拳击队前任总教练,从省队把邹市明带进国家队。他向《人物》记者回忆,邹市明不是他带过的最有天赋的弟子,但是最用心的。“我举个例子,比如我们已经困得乏得不能再乏了,凌晨3点钟我给他打电话:‘邹市明,起来训练。’他从来不说:‘老师,我今天有点不舒服。’没有,从来都没有过。”
邹在拳台上逐渐成长,但对手也变得越来越强大。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
“输了。”这是张传良至今最难接受的一场失败,否则2004年就可以实现中国拳击金牌“零的突破”,“他应该会一辈子记得那晚,我一晚上没睡觉,抽烟。很难过。”
一年后,在2005年世锦赛上,邹市明击败了挡在面前的所有对手,成为中国第一位世界拳击冠军。北京一家报纸的报道标题是《我们用拳头告诉世界,中国是强大的》。体育总局的领导表扬:“现在我们中国拳击可以揍人了。”此后,他再没输过一场比赛。
奥运金牌一度是邹市明人生的全部意义,北京奥运会前,他的手机号和车牌尾号全部换成2008。“连他的床单都是金色的。”邹市明的朋友,澳门拳手胡智杰告诉记者。
“奥运会那个赛制非常痛苦,输一场,这4年就和你没关系了,单败淘汰,你不可能还有轮回赛,还有附加赛,没有,就这么残酷。你要站到最高领奖台你才是成功者,第二名很快就会被人忘掉。”邹市明说,拳击队的队训:100-1=99;100-1=0。
北京奥运会的备战与世隔绝,邹市明主动上交手机,他和当时的女朋友约定:半年不要联系了。现在已经成为他的妻子的冉莹颖回忆:“我特别不能理解,为什么不联系?”她是一名财经节目主持人,长相甜美,性格开朗活泼,“我那时觉得,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”
那段时间,为了缓和邹市明的严重失眠,队医不得不按摩他的头皮或大声读小说给他听。张传良感觉邹市明“不行”了。“你是什么冠军,你狗屁都不是。”一次训练课,张传良骂他,邹市明哭了,“哭哭哭,去旁边去哭。”张觉得这是一种释放,“给他压力太大太大。”
2008年北京奥运会,八分之一比赛,邹市明发挥失常。“把对方脸都打甩起来,都没有分。”张传良猜测可能会被裁判“做”了,他想起赛前去遵义找的一位算命先生,“他跟我讲,邹市明2008年是拿不到冠军的。但是中国拳击有冠军。但我想,除了邹市明不可能存在第二块金牌点。怎么可能呢?不可能有。”如果今天输了,“就是天意。”张传良一下平静了。“随便打。”他告诉邹市明。最终双方平局,邹市明依靠小分晋级。
直到站在北京奥运会的冠军领奖台,邹市明“从脚尖到头发尖才完全放松”。国歌响起,“就像放电影一样。可以感受到心酸、忍耐、对家人的思念。”清晰又模糊,“飞转的那种”。
那一刻,张传良抱着徒弟的运动包在运动员休息室睡着了。北京奥运会后,他的头发全白了。
不允许参加职业比赛
按照此前和张传良的约定,邹市明拿到金牌可以去打职业赛。对职业拳王金腰带,他有一种孩童般的饥渴。小时候,他坐在小板凳上看霍利菲尔德和泰森比赛,渴望金腰带像“小学生看到诺贝尔奖”。“奥运会是为了去拿冠军,但是职业(拳击)是要超越自己。”
张传良理解邹的想法:“一个是代表国家,一个是代表个人。另外一个呢,职业商业操作比较大,一场比赛几十万,几百万,上千万,对不对?那么奥林匹克这个比赛,没有钱的。另外,职业关注度大。各种体育(项目),职业比赛都是世界最高水平。”
美国拳击最知名的推广人唐·金曾把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递到邹市明面前,“只要你签个字,我带你进职业拳坛,这100万就是你的了。”
但2009年3月,邹市明接到国家的决定,不允许他参加职业比赛。“我想不通。” 回忆那一刻,像遭到一记重拳,“领导跟我说,市明啊,再拿一块吧,再干一届,中国拳击如果你走的话,就等于昙花一现了,我们不希望下一届就没有这样金牌了。”
张传良回忆此刻,称自己对于没能兑现承诺感到内疚,“离2012年还有4年,太漫长了。他就不愿意。但是在国家的体制下是管着你的,你不去也不行,他就不愿意。不愿意打也是做工作天天。我说不要去管它,先去把你的婚事办了。”
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告诉记者,那段时间,邹市明常常喝醉,红酒、白酒,喝到半夜,“我不想参加训练了。”他拒绝戴上头盔为一本体育杂志拍照。“业余拳手才戴头盔。”他的床头是一副比业余拳套更薄的职业拳套。
“他偷着喝醉我都知道,我也不讲他。我也不让他训练了,没有必要再苦下去了。”组织要求张传良做工作,“我劝他,你不干也是这样,还不如干好。你成功越多,受的委屈就越多。”
“我沉迷了整整两年。”和记者解释最终留下的理由时,邹市明提到他中共党员的身份,以及由一块金牌构成的从地方到省级的利益链,但只是点到为止,他显得有些为难。他从来不否认被体制培养,只是难以接受被一块金牌决定的命运:“我只能说,姚明去NBA,全国人民都支持他,如果我走,只有我的家人支持我。”
“邹市明是一个比较知道感恩的孩子,他想活得坦荡点。”张传良评价弟子温顺妥帖,十分听话。
“这种性格是否阻碍你成为一名伟大的拳手?”一次他和朋友的晚餐上,《人物》记者问道,“拳击归根结底是一项充满暴力的运动,坏孩子也许更容易获得成功?”
“人家的意思是说啊,你就是一杯白开水,挖不出故事。”饭桌上一个朋友揶揄他。邹市明笑了,他大口大口地吃着摆在面前的一盘牛肉,没有应和。一周后,当再次被问及时,他不得不严肃地思考了一阵,他认为自己的中庸之道符合东方人的价值观,“它会让你更柔软、有韧劲,不容易被坚硬的东西折断。”
“以柔克刚。”他总结道,“这会让我在拳击这条路上走得更远”。
20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,邹市明卫冕奥运金牌,省里领导留他再打一届全运会。“我什么都不想要了。”他立刻写了一份退役报告,一份辞职报告。如果不允许退役就辞去贵州省体工大队副大队长。“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。”他形容,“首先是我的人生梦没有去完成的话,我觉得有遗憾;第二,我的性格坐在那儿10分钟我就会动,坐了办公室以后,我可能走的就是什么局长,那也是可以帮助贵州,但是太拘泥在一个省市了。我觉得我还有能力站得更高,像姚明这样,站到世界上这么高的舞台,可以影响这么多人。”
回忆起写辞职信的夜晚,“我握着妻子的手,我说:‘莹莹,有可能这一个决定会让我们一无所有,如果说是失败了,不可怕;如果受伤了或起不来了,我们会怎么办?那我们把手里面的房子都卖了,找一个田园去过乡间的生活吧?你后不后悔?’她说:‘我不后悔’。当时我握着她手,那一晚上睡得很平静。”
4个月后,邹市明和妻子前往美国。一段视频记录了他们刚到加州时的生活。邹市明挎着一个巨大的训练包,深深吸着气:“这是职业拳击的空气,我来了。”
“一件非常恐慌的事情”
邹市明两届奥运冠军头衔和其身后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,将他和世界最著名的拳击推广公司TOPRANK联在一起。81岁的阿鲁姆是这家公司的主席,一位真正的生意人。“在这个国家里,人们刚刚开始有机会体验西方一直在做的事情,比如职业拳击。”阿鲁姆和媒体谈到,每场比赛,他从美国飞到澳门亲自主持邹市明的新闻发布会。
去年4月,邹市明的第一场新人职业赛,就是当晚8场拳赛的压轴场,这在职业拳击历史上绝无仅有。最终,他众望所归赢了比赛,“基本上没有太多能够展现自己的机会就结束了。”据法新社报道,当晚他拿到30万美元的奖金。
但比赛并没有让观众满意。面对职业排名402名的墨西哥菜鸟,他仅凭点数获胜。“重心比较飘,打拳没有力量,打了就跑。” 邹市明的经纪公司盛世力家的老板李胜赛后收到很多批评,多数意见认为,邹还在用业余拳法。
过去,令邹市明扬名的,是一种依靠灵活步伐不断闪躲,伺机击中对手的拳法。他很少一击制胜,“打中就跑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拳击圈内人总结。西方人又称“海盗式打法”,比喻他打出拳头如海盗般快捷迅猛,然后,一击遁开。《纽约客》记者欧逸文看过2007年芝加哥世锦赛邹市明的比赛后:写道“整个三个回合,罗马尼亚拳手在和空气激战”。那场比赛,邹以大比分取胜。
“只要赢得比赛就行了,不需要击倒他。”邹总结,这个风格适应奥运会“打点计分”制,它既来自中国武术,又借鉴毛泽东“敌进我退、敌驻我扰”的军事战略。
“海盗式打法”赢得荣誉的同时,也引发争议。支持者声称,在奥运规则允许下,这是一种中国人将聪明智慧发挥到极致的玩法。反对者认为,它偏离拳击的格斗本质。“电子只能够知道你这个手到这里吧,不能测出来你打多少重量,对不对?一摸1分,再摸2分。而邹市明又很灵,你摸我,我不让你摸,我闪开,我又摸到你,电子计分就猛计,2分—3分—4分。”澳门的一位拳击教练陈玉声说,“一些西方朋友问,你们中国拳击是拿来击的还是拿来摸的?”
比邹市明更有资格回应质疑的是张传良,“海盗式打法”是他的杰作。他是中国第一代拳击教练,之前从事武术,在毫无经验可鉴的拳击土壤,花费12年时间帮助邹确立了风格。他坚持认为,人体差异决定中国拳手不能硬碰硬。“我举个例子,太平天国,头上画一道符,背着个大板刀,去打洋鬼子,一排一排上去,人家一枪一个。上,指挥官还往上上,他就不知道卧倒、迂回,想办法,夜袭这些东西吗?他不懂,所以就是送死。”
他聊起邹市明第一场职业赛,“那个教练喊他,进攻!进攻!我能听吗?进什么攻?能进攻吗?你的特点就是邹市明,如果这样打拳的话,参加世界锦标赛你十六都进不去。”
绝大多数中国拳击从业人员,心里只有金牌——中国和世界职业拳击组织没有建立任何联系——他们的目标是谋取更多点数。而对国外拳手来说,奥运仅是台阶,金牌帮助其获得一份更优渥的职业合同。在职业拳台上,他们唯一的目标是用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拳头击倒对手。
邹市明的优势变成现在的掣肘。职业拳赛不但要赢,还要赢得漂亮。考虑到他曾5次被业余拳击组织选为最佳技术运动员,转变更像一场煎熬。他沮丧地承认,自己是职业拳坛的菜鸟,下意识的动作“是我10多年的肌肉记忆,一个比赛的方式”。
“这是一件非常恐慌的事情。”李胜曾两次和邹市明长谈,酒店房间的空调一直在嗞嗞嗞地叫,“那个声我听着真烦。”然而,邹继续倾诉着焦虑,像没听到一样。
手这些皮全部跳烂了
一切都和过往的经验不一样了。在国家队时,邹习惯谨慎地谈论目标,更多时候不允许接受采访。第一场职业赛前新闻发布会,一个泰国记者看到他笑眯眯的,感到吃惊。而现在,在采访时他会忽然收紧脸部肌肉,“我在训练自己不怒自威的样子。”
“他是圈养了很多年的人突然放出来散养。”李胜认为,邹市明更需要适应职业拳击文化,“这是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生活态度。而奥运,尤其是在中国,更多肩负为国争光的政治意义,它不可能让你有那么多的娱乐元素在里面。”
邹现在的计划是在两年内拿下金腰带——大部分奥运拳手转型需要3到4年的时间——如今一年过去,他33岁,时常有刻不容缓的焦虑感。
2013年7月,邹第二场职业赛回合延到6回合(拳手历经4—6—8回合的比赛才能获得挑战金腰带的资格),邹市明体力不支,最后两个回合,显得摇摇晃晃。最终通过点数获胜,赢得并不轻松。
“他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。”张传良说。李胜也说:“如果市明2009年能够去职业,我相信不是说两年拿到金腰带,而是说他能够成为一代传奇拳王。”他有些遗憾,“少这4年,他不如李娜幸运。”
“这一拳打出去是职业的?还是业余的?”准备第三场职业赛前,邹市明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。为了加强力量,他每隔一天沿着海滩跑
“你马上回家吧。” 一堂训练课后,邹的美国教练罗奇生气地说。“已经快崩溃了,他就是抓不到那个点。”罗奇是拳击名人堂的金牌教练,培养过泰森等27位世界职业拳王,他戴眼镜,头发花白,因为饱受帕金森症的困扰,身体总在不受控制地晃动。
2013年转战职业后,邹市明通过TOPRANK牵线找到了罗奇,在看过一场训练课后,罗奇被邹市明的技术“震惊了”。“他打得特别好。”可乐观在前两场比赛过后变成失望,“他把他原来业余的那些动作,那些看家的本领又拿出来了。”语言不通,又导致他们的磨合期比其他拳手更长。
“忽然之间开窍了。”罗奇说,“我作为教练来说不能教他,距离到底应该保持多少?现在要退后一步还是前进一步?只能自己去悟,那么市明可能最后自己悟出来,所有的一切都迎刃而解。”
邹市明很难说清那场比赛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拳击圈内人都认可邹有过人的拳击智商。“他脑子里有一个拳击的金矿,是他十几年的对拳击的理解,怎样把金矿跟现在结合在一起。”李胜说。
“这当然……拳击”
第三场职业拳赛后,罗奇和媒体谈到,这是邹市明第一次以职业的方式取得了胜利。一些拳击圈内人乐观预测:2014年年底,邹市明有望拿到金腰带。
“邹市明是大明星啊!”看过一场邹市明的红毯走秀后,陈玉声艳羡地对记者说。他是澳门一名拳击教练,今年70多岁。他颤颤巍巍地从夹克里掏出几张徒弟的定妆相,坚持让记者收下,“我也有很多好选手,但没有机会。”他感慨旗下的“拳击流浪者”分散四地,“一个去泰国打拳,40多岁了还不愿意回来。”
职业拳赛更像一个舞台,一年产生78条金腰带。拳手和推广公司的关系恰如演员和经纪公司。每一场比赛前,推广公司为了拳手的胜率,精心选择对手。“他们专家太多了,谁能赢,谁能输,他们都知道。打肯定是真的,但是对手是他们选的。”陈玉声说。
这是一个名利场,圈子的中心就是那些明星职业拳手。菲律宾拳王帕奎奥每场比赛收入1.7亿人民币、“漂亮男孩”梅威瑟巅峰时期单场进账1.95亿人民币。但现在谈论邹市明的钱景还为时过早。一场赛事的收入依靠门票、转播权、广告赞助和授权产品,但在中国,根据李胜的经验,除了广告赞助外其他基本可忽略不计。“没让你给钱播比赛已经是一件很好的事了。”另一方面,围绕奥运形成的中国特色的体育市场,导致职业拳击比赛很难得到审批,一位不愿具名的拳击圈内人认为,受困于年龄以及市场,邹市明能取得挑战金腰带的资格已经很不错了。
现在,李胜为邹市明提供一个约5人的团队,负责训练生活和比赛外的商务开发,每年从邹的总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,“邹市明是我的老板。”李说。
为了专心准备金腰带,邹推掉了很多品牌代言。他现在不太看重钱,即便每年要负担200万-300万人民币在美国的训练费用,他靠比赛奖金维持收入,但这离一名真正的明星职业拳手依然相差甚远。
“我告诉他,来美国就要enjoy,他什么时候不想打了,我们就回家,不见得一定要拿金腰带啊。”为了照顾丈夫,冉莹颖辞去工作,在美国学会了做饭,还是翻译和司机。生活看上去过得不赖,周末逛逛小镇的市集、海边晒太阳,春节时,冉莹颖给朋友们包了饺子。“他变得有个性了,敢表达了。”
在冉莹颖眼中,以前在体制内,丈夫的生活“单一、枯燥、无味”。“他也很孤独。他有很多他喜欢的东西,他不敢去追求。”刚谈恋爱时甚至不敢公开示爱,“我就跟他讲,喜欢就要讲啊,你现在不讲,我什么时候知道啊?我老了,你再跟我讲啊?”她回忆起一件事,罗奇第一次训练前帮邹市明缠手带,邹很不好意思。罗奇说:“你是我的客户,我为你服务。”“我告诉市明,原来你被组织安排好,要艰苦奋斗。现在自己在训练,不舒服和教练谈,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。他的按摩身体费用每月就是3000美元,很多时候就我上,省钱还准时。”冉说。
现在,邹开始慢慢习惯职业拳击给他带来的不同生活。第四场职业赛前,一次训练结束,邹市明的两位朋友走进来,他们身着西服套装,一副商人模样,从香港赶来为邹市明周末的拳赛助威。邹市明赶忙跑进休息室换上一套干净的运动服和他们合影。
这天晚饭后,主办方安排电视台为邹市明夫妇拍摄纪录片。坐上一艘欧洲中世纪造型的木船,他们在威尼斯酒店一条100多米的室内人工运河上折返了两圈。邹市明看上去有些疲惫了,镜头对准岸边熠熠生辉的名店LOGO,再摇向他时,他的笑容有些勉强,但他依然很配合,整个拍摄时间持续了一个小时。
张传良曾接到冉莹颖的电话:“她说张爸爸(邹市明夫妻一直喊张传良‘张爸爸’),市明有一天睡觉睡得哭了,问哭什么东西?他说:‘我做梦梦见张老师。’”和记者讲到此,张传良脸上出现了片刻温情,随即又恢复威严,“ 原来什么事情都是我做主,现在你们这么大了,不要问我,你自己感觉对,就是对的。”
3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,北京的一家拳馆,邹市明为《人物》拍照。拍摄视频时,他几次感谢妻子的支持,回顾一年的职业经历,他的眼眶有些湿润。“这当然是快乐的拳击。”家庭生活让他体会到拳击另外的乐趣,胜负和金牌没那么重要了,“你的精神如果留在这里的话,会被所有人记住。” 他告诉记者,在成为真正拳王的道路上,自己想过也许有一天会被击倒,但不再感到恐惧,他决定迎着暴风雨般的拳头,继续走下去。